这个专栏，约定一个月两篇，不算多，但对我来说是一件很伤神的事情。我希望写出来的都是自己真正想写的，而不是为了写而写；我希望这些文字有我的感情，但是又不要矫情。对这个题材，我想认真一点，但要做到并不容易。
我一直觉得，数以亿计的人从农村来到城市，从故乡去往异乡，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件了；那么多人，那么多故事，都值得好好记录，足以造就伟大的作品。但是对得起这个时代的作品，很鲜见。我知道这是一个好题，却承担不起这个任务，我不是一个好的作者，无论能力，还是精力，都不够。我时时为此感到遗憾。偶尔写一点，聊以自慰。
所以看到张彤禾的《打工女孩》，我又是羞耻，又是感激——这种心理不必做太多解释。这是一本我期望之中的书。如果你喜欢我写的东西，我想你也一定会喜欢这本书。当然，张彤禾比我写得好多了，她讲的故事，更丰富、更完整，自然也更长——我一个月才写两篇呢。
看这本书，时有共鸣，这一期，就写篇读书札记吧。
一
“朋友间经常会失散，因为生活改变得太快。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打工女孩》第4页
看到这句话，我就知道张彤禾走进了打工者。
“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这句话在第5页又出现了一次。后面好像还出现过一次。贯穿本书的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便是“失散”。
“被她甩在身后的那些姑娘里有一个是春明最好的朋友，她们是在东莞的流水线上认识的，春明不知道她朋友老家的村名，也不知道怎么再找到她……春明和她最好的朋友失去了联系，就像她一路上认识的许多人一样。”
“手机是敏和这个城市的纽带。随着手机被偷，一年半的友情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消失了。她再一次孑然一身。”
“她（葛莉）一旦离开，我就没有办法再找到倩倩了。也许这就是打工界对‘失败’的定义——并没有什么说得出的意外或悲剧，而只是渐行渐远，直到一个人消失在视线之外。”
“我一直等快到中午。这时候我知道，她们不会来了，但我也知道，一旦我离开广场，她们对我来说就永远消失了。”
……
倘是老读者，想必看过我此前那篇《不如相忘于江湖》：我不仅与一起打工的好朋友失去了联系，我甚至忘记了他们的名字。
在东莞的时候，我跟我的高中同学也失去过联系，但是我并不担心我会再也找不到他们。我可以通过别的同学打听到他们的消息，而且，我还去过他们的家呢。但是在打工时认识的朋友不一样，我们只是单线联系——就好像间谍一样——线断了可能就再也接不上了。写这个专栏，我一个意外的收获便是与东莞打工时的主管联系上了，高兴坏了。但是黄文和胡伟，我到现在还是没能联系上。
没有真正走进打工者的人，不会懂这些。更不会懂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打工者会不停地换手机号码？张彤禾注意到，“我认识的打工族会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手机上——为了更便宜的通话套餐不停地变换号码，去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换一张手机卡以节省漫游费。这就是东莞的短线心态：为了省几分钱，不惜与一些人永远失去联系。”
一个简单的结论是他们冷漠无情。但是不是的。
“当你真的交到一个朋友，你什么都会为她做。如果朋友辞职了，没地方住，你会让她跟你挤一个铺，即便一旦发现就会被罚十块钱。如果她上班的地方离你很远，你会起个大早做几小时的公车去见她，虽然你好不容易才能休息一天，她也会为了陪你而请假一天——这次罚款就一百块。你可能会留在你不喜欢的工厂干活，或者离开一个自己喜欢的厂，都只是因为朋友要你这样做。”
那为什么还要那么频繁地换手机号码呢？“为了省几分钱”是一个原因，感情很重要，但是钱也很重要，尤其是得来不易的情况下。前段时间我换了一个iPhone5，也想过换一个联通的套餐，后来还是算了，为了保留我那个用了十年的移动号码。这是因为我比从前的我更重感情吗？当然不是，只是我经济上改善了一些而已。
而且，它还会形成一种行为模式：不需要太多理由，习惯性地就会那样做。书里面还提到，春明和她的朋友从来不坐飞机（那时候的她们完全坐得起），其实很简单，因为想都不会那样想。我也是后来到了北京之后，才开始把打车和坐飞机纳入自己出行的选项。
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只是大家觉得在那种环境之下，就应该那样做，正如我此前所说的：“细腻的情感对有的人来说是一件奢侈品，粗粝的心灵则是生存的需要。”
但这是冷漠无情吗？不是的。
张彤禾注意到了这一点，看到后面的复杂，并且觉得这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她是自己人。
二
“春明的一个外科医生朋友叫阿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外来女工的书。‘《南风窗》有很多关于那个的文章，’他说。‘你可以直接用他们的文章，会节省很多时间。’
春明深深叹了一口气。‘不同的人有他们自己的观点，’她说。‘她看事情的角度可能和别人不一样，她就想从她自己的角度来写。’
阿强坚持说，‘你应该写一些有关中国宪法的问题，’他告诉我。‘中国有这么美好的宪法，可是一旦下到基层，那些当官的总是反着来。’
‘这跟她写的太不相干了！’春明怒了。”——《打工女孩》第175页。
看这段的时候，我感到一阵汗颜，我完全可能扮演阿强的角色：我可是经过“启蒙”的人，我看过好多宪政民主的书，那些词已经成为我话语体系的一部分。但是我的经历又让我对那些大而化之的言论深深厌恶，不客气地说，很多人不过是把打工者当作一个符号，一个论证自己观点的工具而已。
我曾经严厉地批评过《南方周末》关于富士康跳楼事件的报道，那里面充斥着隐喻，还有贯穿始终的涂尔干的《自杀论》，却连最基本的信息都没有搞清楚：他们每一个人各自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跳楼？
还有后来以内地港台20高校师生联合调查名义出台的富士康调研总报告，同样把富士康描绘得暗无天日，这一次套用的是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但是这个调查并不扎实，远非持平之论（他们会批评富士康的免费统一洗衣服务剥夺了工人自由洗衣的权利，却完全不考虑一大堆人挤在一起洗衣服是什么样一种情况）。
当时我写过一篇《工厂固然不是天堂，但也不是地狱》：“为什么这么多人想把责任归于富士康？以至于迫不及待地跳过对个案的关注，直接把工作环境作为罪魁祸首。我想问的是：如果没有富士康这个‘敌人’，我们还有没有兴趣去关注这些年轻人的生活？如果没有富士康这个‘敌人’，我们还懂不懂得怎样报道跳楼事件？先入为主，大而化之，混淆个案差异，忽视个体生命，怎么可能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
有多少人了解他们的生活？说实在的，在那场媒体狂欢中，我一个都没看到，包括我自己——正如我以前所说，我已经离开工厂很久了。这是三年前的事情了，我现在仍然有难以抑制的愤怒——很多人嘴上挂着“人文关怀”四个字，其实对于打工者的生活毫无兴趣，对打工者的生命毫不在乎——我需要抛开这种情绪。
张彤禾不一样，她感兴趣的是“十六岁离开村庄，去到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城市，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你跟家庭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你的友谊会发生什么变化？你的世界观会怎么转变？我对这些问题都很好奇。”
在我看来，很多人对打工者而言都是“外人”，而张彤禾是“自己人”。我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春明会反驳阿强，而张彤禾会觉得春明“本能地理解我”，“从某种意义而言，她跟我是一条船上的人”。
我为什么说对得起这个时代的作品很鲜见，原因也在于此。
我完全同意张彤禾的看法，“如果你仅仅围绕一个话题，就有可能遭遇过时的风险，因为话题会变。”“属于人的故事能够超越时间和地点。”
三
“在两年的实地调查过程中，我发现绝大多数打工女孩都通过继续接受教育来提升自己的岗位，她们一直有一股向上的动力。有人会对打工女孩内疚、同情，但那是很自恋的想法，因为她们的世界没有什么不同。”——张彤禾上海《倾听中国打工者声音》讲座
这句话又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在很多关于打工者的报道或书籍中，似乎不把打工生活描绘有如十八层地狱，便不足以展现其道德感。正如张彤禾所说的，如果真的那么糟糕，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出去？一个回答是农村更糟糕。这是一个理由，但还有一个回答是：黑暗并不是打工生活的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你那些朋友如果能够在城里生根，我手心里煎鱼给你吃。”这是我舅舅跟我说过的一句话。那是十八年前，在成都，我被单位派到四川工业学院读书，读了一学期就逃学了，因为我想离开单位，到外面去闯。我舅舅那句话并不是要贬低我的朋友，只是劝告我要好好珍惜现在的机会。然而，十八年后，我那些朋友都在城里安家了，结婚生子买房。
生活是很苦，但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倘若长时段来看，简直是翻天覆地：当时，我们哪里敢想象有今天？
“黑夜给了我黑暗的眼睛，我却要用它来寻找光明。”为什么有的人就只看到黑暗的一面呢？这到底真的有关怀，还是优越感在作祟呢？
看何伟和张彤禾的书，我能深切感受到他们对待人的平等态度——不是姿态而是纯出自然——这在我们这里极为稀缺。有时候，我觉得中国还是一个身份社会，放下身段对很多人来说太过艰难。
前两天，媒体爆出报纸记者取代伐木工人成为美国最糟糕的职业。幸运的是，在中国我们这个职业还没这么惨，一群人在一起，记者仍然是比较受尊重的。在我看来，原因有几点，一是媒体本身的属性带来的高曝光率，容易成名（发表一篇文章，总有几千人看吧，你要是造个冰箱，也就几个人用）；还有就是媒体的垄断属性，不管你在所谓市场类媒体还是体制内媒体，都不是你想干就能干的；再有就是中国人对文字崇拜的传统。
写字这个行当沾了太多光，没什么了不起。这个道理，别人不明白，自己岂能不自知？有时候，我会把现在做的工作与以前做的工作进行比较，觉得媒体是一个更容易唬弄的职业，事实不足，逻辑松散，都可以遮掩过去，即便有人指出来，还可以强词夺理。开机床不行，错了就是错了，废品就是废品，没什么好说的。所以我从来不觉得我从工人到媒体人是多大的提升，能带给我自我满足的，不外乎我干上了自己喜欢干的事情而已。
再说，你去看看我前面写的那些打工的朋友，文大、白杀手、胡伟、黄文，他们比我强的地方多了去了，我有何德何能，敢于居高临下去看人？
你去看看张彤禾笔下的春明、敏、刘以霞，你看看，她们多么厉害。
张彤禾的一个在北京做律师的朋友，读了敏的故事之后，“她觉得这也是她和她的朋友圈的故事；尽管他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他们的生活也同样充满了起伏和戏剧性的变幻。‘我觉得敏就是我的一个朋友，我和敏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她的行为，想法和奋斗，都跟我们一样。’”
最后，还是说说我的羞耻和感激吧。羞耻的是：我觉得这样一本书，应该有中国人写出来，如果反求诸己，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感激的是：终于有一个人把我期待的书写出来了——张彤禾，谢谢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