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一天，编辑跟我说，有个选题要采访柴静，就交给你了，你想想办法。
作为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媒体新人，“柴静”两个字不由得让我心头一振，平时只见过她在节目里母仪天下，在博客上有感而发，她的形象完美极了，甚至有点过于完美，这种印象让她显得有点“大”，想不出和她私下里轻松地聊聊天会是什么样，所以我这一振就振了一下午。
振过之后，我开始拜托我能找到的所有和中央电视台沾边儿的人，还有柴静的私人朋友。与此同时，我陷入了焦虑，此前有关她的报道很少，只有在南方报系这样的强势媒体上才偶尔见到，一定很难吧。当时还盛传着柴静被禁止接受采访的流言，越想越觉得这事要凉，但我能做的都做了，已经无计可施。然而最终从各方面反馈回来的消息竟然都是──她接受了这次采访，说实话，这对我接近于一个意外之喜，我还记得当天下午我给同事们发了一封邮件，结结实实地得瑟了一番。
在靠近中央台的一家咖啡馆里我见到了柴静，我们点了一壶茶就聊开了。柴静和电视里一样，话语宽和，目光温润，声音不大，但是内里有劲儿，一句一顿，她心里有热情，却有股透心凉的劲儿。采访刚开始，她就给了我一个极强的心理暗示，她说她每次的节目只有20分钟，但她做采访一般要用2、3个小时。我一听这个，心领神会，心说，那就来吧，死磕。
柴静接着解释她的理论：采访的前一个小时，采访对象什么也不会说，只是在回答一些公关话术，一个小时以后，才会慢慢被打开，道出一些心里的话，所以必须扛着。对此我深有体会，因为这和谈恋爱一样，双方前3个月的表现肯定不能算数，因为那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形象代言人，日子过了百天才渐渐知道彼此的真实秉性。
她确实热爱工作，扯到什么话题她三句话离不开文字、电视节目、采访，她说，“烂作家写一百本书其实全是写他自己，好的作家可以深入不同人的生活，甚至比那个人认识得更为深刻。巴别尔为什么能写得这么好，就是因为他想写谁就拼命要见到对方。只要你想见到这个人，你就一定能见到。”说实话，我看书不多，但几百本总是有的，然而对于如何当好一个记者这件事来讲，它们加在一起也没有这两句话带来的触动大。她说得通俗易懂，而且听来有点蛊惑的意味，就好像是在说，只要你想这样，愿望强烈，你一定可以。我知道这话听着不那么让人相信，但是一个人做事情不就是需要这点劲头吗？
墙上的钟表2点已经变成了5点，茶喝了不知道几壶，肚子里早就灌了个水饱，虽然我的心智和精神还活跃着，但我的膀胱已经有点受不住了。这其中我无数次两股战战，像东德望着西德一样望着洗手间的方向，但柴静从容和耐心的神情又让我不好意思先起身。好像是要在她面前证明我是一个好记者似的，我必须得和自己较劲。这时，她终于，伸手叫住了服务员，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暗暗发出了欢呼，心里反复说着，这仗是赢了，我熬赢了她。我刚想抢上一步，说“柴老师，我来”，话还没出口，只听她说，“麻烦再添一壶水”，真把我给吓尿了。
那天我坚持到了5点半，佯装有事就先走了。后来我时常想起这件事，我觉得我和一名真正优秀的记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多元的差距，不仅在于头脑、意识和行动力，还在于身体中每一块肌肉的敬业程度。牛逼的记者，或者说牛逼的人类，都要拥有令人发指的意志。
那次采访之后过了很久，又有一个选题需要采访崔永元，我尝试了各种联系途径，结果都没有回音。我对着通讯录发愁的时候把柴静的名字翻过去又翻回来，心里觉着总是不大合适，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体面地麻烦一个不熟的人。我在心里嘀咕了几十次，还是简要地发了条短信，我等了一天，没有回音，对于一个心思细密的人这种情况是非常令人不安的，我隐隐盼望着短信没送到，或者她太忙漏掉了，这样该做的我也做了，对自己也有了交代。我正不断宽慰着自己，在转过天的半夜，我突然收到了她的回信，她说她外出刚到新西兰，没法帮我联系，并且给了我另外一个人的联系方式。
我说不清为什么一直记得这件小事，并且最终我见到了崔永元却还是没能采访到，但是这件事对当时的我的确很重要，很玄地讲，它让我相信一些事情。而当我又感到丧气或是被畏惧感笼罩，以致于在原地发呆，我就总能重新发现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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