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天晚上，我在屋里整理笔记。
我的英语不够好，听课还凑合，同时做笔记有点吃力，所以到了教室，就把小录音机搁讲台上，专心听讲。要是教授讲得有趣，晚上回来再做笔记。
下午听的是谢弗勒（Samuel Scheffler）教授的“伦理学理论”。他有句话震动了我。过去我一直以为，后果好就证明决定正确，但谢弗勒说：“所谓‘好’和‘不好’只不过是人的主观感觉，并没有客观标准。”
的确，我觉得好吃的，别人不见得喜欢。别人着迷的歌曲，我不一定爱听。好还是不好，人见人殊。
我弯腰从地毯上捡起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书。他列举了几十个人，包括伊丽莎白·泰勒、毕加索、爱因斯坦、苏格拉底，还有“你和你的父母”，然后问：“真的有一种生活方式对这里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好的？”
我想了想过去的几个小时。
二
那天下午我走出图书馆的时候刚好五点，校园中心高大的塔楼正在当当地敲钟。
美国的大学，起码绝大多数美国大学，实际上都没有围墙，伯克利那个标志性的青铜大门只是一个高大的雕花圆弧，没有可以关上的栅栏。走出这个门很远还是学校的地方。
我随着下班下课的人们经过学生活动中心。那里围了一群人，有个长头发的女生在讲演：“男孩生来就好斗。小女孩给芭比娃娃梳头、换衣服，男孩拿着玩具枪喊‘砰、砰、砰’。这就是人类暴力的起源。”
听众里一个男生不服气，大声问：“凯瑟琳女皇杀了多少人？”
他话音刚落，好斗的讲演者马上反驳，讲得很快，像打机关枪：“她是个变态的女人。人类有多少像凯瑟琳那样的妇女，有多少像希特勒那样的男性？”她吸了口气，提高嗓门说：“把萨达姆·侯赛因换掉，把比尔·克林顿换掉，把男人通通关进动物园，世界就太平了！”
“呜——！”所有听众一起叫起来，有的是喝彩，有的是起哄。少数人在意讲演的女性主义哲学，多数人是在实验室、图书馆和课堂累了一天以后出来找乐子，大家都觉得很痛快。
离开校园，在马路上大概走十分钟，我到了伯克利广场（Berkeley Square）。这也是学校的地方，有几个篮球场，还有一大片草坪，每天晚上都有成群的流浪者在这里过夜。我从学校回住所，经常到这里转转，看有没有机会跟他们聊一会。
太阳正在下山，围绕广场的树丛由深绿变成金黄。二三十个流浪者在整理铺盖，还有一些陆续到来。他们有男有女，流浪的原因各不相同。我到美国当访问学者才两个来月，有点胆怯，不想孤军深入，走进他们方阵的中心，所以沿着边上到了广场的西南角。我四面张望，转过身，突然看到一只大黄狗站在面前，吓了一跳。
它的主人对我说：“别怕，他很友善。”
美国人将狗当作自己家庭的成员，常把狗狗叫做“他”或者“她”。
那人大概三十来岁，穿得还整齐。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麦克。”
我说：“这狗真漂亮。”然后两个人慢慢就聊上了。流浪汉告诉我，附近的教堂每天给他们送午饭。他们捡可以回收的东西，或者乞讨，得到一点钱。我知道学校在广场旁建了厕所，但不知道他们到哪里洗澡。他说：“去公共游泳池呀，那里可以淋浴。”
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提出了最想知道的问题：他为什么流浪？
那汉子告诉我，他原来跟父母住一块，家境还可以，不算很富，但也不穷。老爸、老妈特别疼他，总是为他担忧。他觉得很烦，就跑出来了。
“这里谁也不管谁，”他一边用手梳理麦克的软毛，一边说。“我最讨厌别人问：‘刚才是谁的电话？’，‘你要去哪里？’”
三
回到我住的地方，翻了翻放报刊信件的篮子，见到一封给这座楼住户的信。打开一看，是某个国会议员寄来的。大意说，他是加州人民的代表，希望选民把对政府的建议和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告诉他，他一定会据理力争。信上有他办公室的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听说有些平民百姓的事情就是这样反映到中央，得到总统和联邦政府的帮助。可惜我不是美国公民，这事跟我没有多少关系，于是用图钉把信摁在门厅的小黑板上，留给同住的美国学生看。
进了自己房间，把背囊往地上一放，我打开电视。新闻节目开始一会了，屏幕上是一片刺眼的大火。洛杉矶的山林经常闹火灾。这次大火已经烧了几天，毁了好多房子。克林顿总统来到灾区，说联邦政府会用一切力量提供帮助。记者问居民有什么想法。一个五十多岁的屋主对领导的关怀没有半点感激之情，在摄像机前说：“他在华盛顿也能管救灾的事，却偏要坐空军一号来加州。这是用人民的钞票买自己的名声。”
看完新闻，我下楼跑步。有些人以为现代化就是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那是乡巴佬的想象。这种无知把一个又一个城市变成杀人的毒气罐。美国的高楼不多，一般人都住在一两层的小房子里。我住的地方不算太好，隔两座小楼是主干道，那个方向有点吵。我朝另一边跑，过两座房子就是很安静的住宅区。小鸟在树枝间跳来跳去，松鼠在马路上停停跑跑。
一家人的柠檬树长得太旺，从草地伸出来，霸占了整条人行道。主人用刀劈开一个洞。我从那个挂着几百个黄澄澄果子的拱门穿过。这样的住宅区只不过是马路边上一座座小房，外面没有围墙，周围没有保安。好多人家的草地种了果树，边上连个低矮的篱笆都没有。不知为什么小孩子不去摘那些熟透的蜜桃和橙子，或者把它们打落满地？
半个钟头以后，我喘着气往回走。有家人草地上的花开得很热闹。一辆浅绿的小车开过来，停在路边。那大概是个公司职员，上班的西服用衣架撑开，留在汽车后门的窗户上过夜。她下了车，走到草地，托起一朵嫩黄的大玫瑰轻轻地闻了闻，然后快步走向门廊。
拐角的房子住着一位和气的大娘。她笑眯眯地望着草坪上白色的长毛小狗。那狗胖乎乎的，个子很小，但已经十二岁了。狗的寿命短，美国人认为狗活一年等于人活七年。那小狗相当于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大娘告诉我，她花两千多美元给小狗做了白内障切除，现在小狗已经能看清东西了。那狗狗在一遍一遍地绕圈子，我真怀疑它的视力。不过我跟老人没有熟到应该说出这种疑虑的程度，所以讲了几句让她高兴的客气话。
做晚饭的时候，汤姆从学校回来。我说大娘的小狗做了手术。
“两千多块钱？发疯了！”他叫起来。“我要是有那钱就买Powerbook了。”
Powerbook是苹果新出的笔记本计算机，汤姆对那玩意很着迷。他会拉提琴，喜欢音乐，一次又一次带着头盔，骑两个多小时自行车，穿过海湾大桥去三藩市听音乐会。
我说：“看到你跑那么老远，花两百多美元听一场交响乐，别人也会讲你发疯了。”
四
我停下录音机，把谢弗勒的话写在本子上，又在诺齐克的书上画了几条杠杠。诺齐克说，那些认为只有一种幸福理想的人，是主张所有饭店都只供应同样的菜式，更准确地说，是主张全城只开一家饭店，里头只提供一种菜。不管喜欢不喜欢，所有人都得咽下去。
我想起头天做晚饭，陈慧在厨房陪我讲话。我正纳闷这姑娘怎么会无所事事，门铃响了。她的男朋友送来一大束花。原来她和她的教授做完一个重要实验，那男孩过来祝贺。大概还有什么事，他没进屋就走了。
陈慧很开心，把花举起来给我看。
她告诉我，她父亲是在台湾长大的工程师，从来反对买花，也不赞成她和她妹妹去旅游，说出去转一圈啥都没留下，用那钱买冰箱、买电视可以用好多年。
“他就知道电冰箱、电视机！”陈慧抱怨说。“还要我们成家后也‘实实在在’地过日子。”
听了谢弗勒的课，我不会说大家都应该欣赏花朵，爱好旅行；也不会说买冰箱，买电视更实惠。幸福的生活有无数种。有些人在乎思想文化，有些人关心物质享受，这里无所谓对错。只要不偷不抢不害人，大家高兴怎么过就怎么过。要是认为符合某些指标就幸福，那是荒唐。如果逼人按自己的想法过日子，那是蛮横。
一束鲜花，在我的眼里，在陈慧和他父亲的眼里，肯定不同。谁都知道它过一两天就会凋谢，但并不是人人都觉得啥都没留下。双手捧着那些漂亮的花朵，陈慧是那么兴奋！
十九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她灿烂的笑脸还一再浮现在我的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