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2012年7月 照片：布鲁诺·芭比（Bruno Barbey）和马格南（Magnum）
2004年，我刚下飞机来到北京，就受人邀请去担任一场高中生英语比赛的评委。与我同席的是两位中等年纪的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他们友好但有点愤世嫉俗。比赛中，学生们一遍遍重复着中国怎样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使我我忍不住对一位同席说，这些孩子是不是不谙世事了些？
我的同席厉声说：“这帮孩子啥也不懂，对真实的世界全然不知。这代人都这样，他们被惯坏了。”
中国媒体对此论调乐此不疲，我也太多次听到相同的观点。就在一月份，作风强硬的解放军少将兼媒体评论员罗援还曾公开批评年轻一代手无缚鸡之力，胸无安邦之策：“阴盛阳衰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年轻人既缺少性格和决心，也没有过硬的身体素质，他们怎么可能承担起肩头的重担？”媒体批评家兼作者慕容雪村也在美国《外交政策》上也对中国的新一代表达了不满：“他们吃着可乐汉堡长大，腰围越来越粗……有的青年人只听官方言论，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都懒得去求证一下事实。”
这些批评不无道理。八年前，和其他刚到中国的老外一样，我从英语教师做起，慢慢成为了一名全职作家和编辑。一次，一名19岁的学生在课堂上大发脾气，我不得不强行把他拖出教室，这家伙跺着脚不肯出去。在一个政府威信被社会媒体瓦解得支离破碎的时代，慕容认为中国年轻人不经意间被官方言论洗脑的论调或许难以成立，不过罗援少将的观点倒是不难证实：一个讽刺的现状是， 那些军队大院出身的孩子往往体态臃肿。一些供职于军队直属高校的老师们这样对我形容他们那些肥头大耳的学生：“就像是些晃来晃去的大阴茎”。他们还私下评选谁是那根“最大的香肠”。
这是个生动的比喻。许多老一辈中国人都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们他们可以坐拥一切，而我们的青春却要经历那么多苦难？”这种疑惑的矛头直指所谓的“八零后”一代——也就是生于上世纪80时代，没经历过粮食供给制，成长于改革开放勃然兴起的年代的这批中国人。我现在所谈论的是城市中产阶级，他们主导着中国媒体，既是买方又是消费者。针对八零后的诸多批评实际并非针对他们的种种缺点，但却道出了这长在城市的一代与他们的父辈间不断扩大以至于难以弥合的鸿沟。
26岁的博士生张俊（音译）说：“这不仅是两代人间的差别，也是财富的差别，教育的差别，关系的差别和信息的差别。”记者林美建（音译）则坦言：“我与我妈简直毫无共同语言，什么都说不到一块。她根本无法理解我的人生选择。”
在偏远的农村度过自己二十来岁的父辈们与生活在购物中心、iPhone和性开放时代的“八零后”
代沟问题并不仅见于中国，只不过其他国家的问题尚没有如此突出。拿我自己来说，我父母的青年时期是上世纪60年代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y）和悉尼（Sydney）度过的，而我是90年代在曼彻斯特（Manchester）度过的青春岁月，虽然两相对比也有不小差别，但尚可称之为“量”的不同，而非“质”的不同。反观中国，八零后的父母们大多，生于1950-1965年，长在乡村，受着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往往全村只有一部电话，大学的大门对他们紧闭，工作则是由国家安排的。对西方家长来说，光怪陆离的互联网和如何扮演父母角色让他们觉得困惑不已，如果再加上性观念、上大学的机会和择业环境的迥异，你就能想象中国的家长们所面临的代沟困境了。这些在偏远的农村度过自己青春的父辈们必须面对自己长在购物中心、iPhone和性开放时代的孩子们。
老一辈中国人，特别是那些五六十岁的中国人，往往看起来像是自己国家的“外来移民”。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中，他们艰难地寻找着仍然可以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引以为伴的同类。在亲子关系上，他们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碰到的一些印度和孟加拉家庭，这些家庭中，孩子的父母很多时候不得不在一些自己根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上帮孩子做出选择。尽管从孟加拉乡村来到曼彻斯特大都市的迁徙造成了种种差异，但相比于中国父母和他们的八零后子女，这种代际差别仍显得小巫见大巫。
通常，移民们往往保持着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信仰，这让他们在异国他乡汲取到精神和文化的养分。而生于文革时代的中国人则失去了这种文化与传统的连贯性：长于六七十年代的他们从小被灌输毛泽东思想，而到了七十年代末他们刚刚成年之际，又被告知毛泽东思想是个可怕的错误，再往后，人们纷纷开始谋求发家致富，这显然背离了社会主义的要义，而到了八十年代，反传统文化和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兴起，直到天安门事件让这种势头戛然而止。这时候，红色时期被视作“反革命”的传统价值观又被重新披上闪亮的外衣，作为主流思想开始接受颂扬。
青年一代因为他们的物质主义思想而受到抨击，但事实上，他们的父辈实更是物质主义的忠实信徒，因为金钱是最能给他们以安全感的东西——金钱，至少是对金钱的幻想，从未抛弃他们。“中国人爱财，”一位姓张的博士这样对我说，“因为金钱不涉及历史。”经历了近乎野蛮的致富风潮后，老一辈中国人对待道德的漠然态度让新一代错愕不已。黄怒波（音译）今年五十多岁，喜欢写诗和攀岩，是一名身价过亿的地产开发商。在接受《财新》杂志的采访时，他坦然地表达了这一时期“社会道德的崩塌”。不过富甲天下的黄只是另类，大部分父母担心的是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在淘金之路上走的足够远。
来到中国的移民们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医生，律师或是教授，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却不这么想。中国的医疗体系充斥着腐败，医生们工资微薄，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职业。律师行业则被朝令夕改的司法体系所缚。教授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拿着可怜收入的他们往往靠外快补贴生活。中国的父母们最关心的不是子女们是否有有一份稳定的职业，或对社会有所贡献，而更关心他们能不能挣到足够的钱，有没有安全感，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工作。
新老更替的上海
张是个忙忙叨叨的年轻学者，经常会参加一些高层次的外交和安全会议。她是跟我交谈过的人当中唯一要求使用假名的，因为担心自己被人肉搜索。她说：“我妈根本不理解我，任何不能得到‘好处’的事情在她眼里都是无用的。去年，我回家时刚好我表弟也在，他是个医药销售代表，就是把假药或高价药卖给医院，然后和医生合伙分成的那号人。然后我妈就没玩没了的跟我说：‘你看你干嘛不学你表弟呢，人家挣得那叫一个多。’她也知道那种营生有见不得人的地方，可就是装着没看见。“
中国家长重视孩子的教育，也乐于做些投机取巧的事情。有个煤老板的孩子没考上清华大学，结果他给孩子办了个多米尼加户口，让他作为“外国留学生”申请读清华大学，钱就是他的推荐信和申请书。这一招大部分家长恐怕是学不来，不过他们还可以效仿张妈妈的做法：给学校老师送点钱，这样自己的孩子就能在教室往前坐点，不至于消失在五六十个人的班级中。
富家子弟和关系户们对资源的垄断使得想要凭自身努力攀登社会等级阶梯的希望变得日益渺茫。拿演艺为例，参加一场全国性的舞蹈比赛通常需要两到三万元（差不多3000-5000美元，而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月收入不过500美元）。
“真正的赢家应该是靠天赋决出的。但在比赛中，你得给裁判送点好处才能获胜。因此很多女孩只能选择‘拼爹’，或者‘拼后爹’。”一个二十一岁的舞蹈演员这样告诉我。音乐方面，一所曾经是伟大歌手摇篮的国内顶尖音乐学校，现在却要求学生们报名参加导师们私下开设的辅导班，每堂课收费可高达5000元。如果每个人都采取卑劣的手段，那么那些真正清白诚实的人就没有什么机会了，有的人甚至为自己的理想主义而懊悔不已。胡素珍（音译）是一名57岁的退休教师，他说：“我们没有按这个社会运行的方式教导自己的孩子，我们教给他的还是自己所接受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在今天看来太天真了。今天人们追逐的东西都是我们那会所不齿的：我们从小被告知‘人生的意义在于给予’，而现在，人们竭尽所能的占有一切。理想和自由这样的话题似乎已经绝迹，这世道真是变了。”
沿袭了中国漫长的历史传统，当今最吸引人的工作仍然是政府公职。虽然明面上薪资很低，但即使是庞大官僚机构中最无足轻重的角色也可获得有保障的生活，也就是俗称的“铁饭碗”，如果做到中层职位，就有更多机会巧取豪夺，甚至参与幕后操纵。张告诉我：“我的表弟总劝我：‘你干嘛不去当官呢。这样我做生意的时候就能跟人家说，我有个亲戚在政府工作，到时候你我都能捞到不少好处。”
大型国企，比如石油巨头中石化或四大银行，是第二受欢迎的。这些有国家背景的公司也被称为“体制内”企业，一旦进入体质就意味着高福利，高保障，当然还有稳定的收入。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职位往往被明码标价，无论是靠钱还是靠关系来疏通（关系是中国特有的表示影响力、人情交易和裙带关系的词语）。得到这样的职位往往需要依靠父母的帮助。去年12月，一份国企招聘的候选人名单被媒体曝光，其中许多权势人物亲戚的名字赫然在列。
不过，也不是所有职位都可以交易。李翔（音译）是一个25岁的腼腆大男孩，他正在参加中央政府职位的招聘考试。“我的父母都供职于中央政府，这对我很不利。”他说：“因为国家有规定，不能与自己的直系亲属在同一部门工作。中央政府的招聘要比地方上的干净许多，关系或金钱在这行不大通。”
在与我共进牛排大餐时，他列举了中央机关工作的一些利与弊。“首先我的收入会从现在的一万块，降低到六千块，税后。工作的头一两年是试用期，工资只有正式工资的七成。但是公务员的医保条件是最好的，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工作人员，而且工作稳定，社保完善。重要的是，我确实想为人民服务，这也是我申请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的议会）顾问职位的原因。可我的父母知道后，简直要疯了，他们质问我为什么要申请一个没有实权的职位。”
